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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2020-06-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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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值得注意的是,最好的藉口都包含部分事实」

「值得注意的是,最好的藉口都包含部分事实」

众所皆知,感觉会影响行为。当闷闷不乐,动作会变得缓慢;当兴高采烈或一肚子火,动作会变得迅速。不过,心理学家已经证明反之亦然:我们的姿势,还有做不同动作的方式,在在能影响感觉,从而像纳达尔般改变结果。

民间也有流传这个智慧,例如在工作时吹口哨(藉此让工作更愉快),在害怕或沮丧时哼唱快乐的曲调(藉此提振心情)。早些年,大家甚至流传要在经过墓地时吹口哨,对抗心底对鬼魂的恐惧。

心理学家探讨过各种情况下行动对感觉的影响,但早在种种心理学实验问世之前,两个深谙人性的智者即对这方面提出洞见。他们一位是二十世纪的美国哲学家暨心理学家,一位是二千年前的古希腊作家。

一百多年前,心理学先驱威廉.詹姆斯针对情绪提出一个有违常理的惊人假设。依常理判断,情绪主宰反应,但詹姆斯认为其实该反过来:情绪源自身体对事件的反应。比方说,恐惧源自心脏的扑通猛跳,源自扭曲的脸部表情,甚至源自逃跑时腿部肌肉的收缩状态。他留下一段着名描述:「我们是因为哭泣而难过,因为挥拳而愤怒,因为颤抖而恐惧,而不是因为难过、愤怒或恐惧,所以哭泣、挥拳或颤抖。」

后来社会心理学家加进情绪标籤的概念,把詹姆斯的洞见发扬光大,提出一套理论。根据这套理论,我们把环境里有威胁时的情绪贴上恐惧的标籤,把看到或听到好事时的情绪贴上喜悦(或放鬆)的标籤。

无论是詹姆斯的观点,或后来修正的理论,其实都有些问题(例如脸部表情反应与身体反应其实比假定更为複杂)。不过,研究确实证明身体动作能提振、拉低或翻转情绪。

比方说,一项着名实验让学生观看一系列卡通,请他们分别替好笑程度评分,但部分学生得咬着一支笔,亦即露出「笑容」,部分学生则用上唇与鼻子夹着一支笔,无法露出笑容。研究结果反映行为线索确实会影响感觉,带着笑容看卡通的学生觉得很有趣,近乎皱眉看卡通的学生则远远不觉得有那幺好笑。

研究证实,一个情绪(恐惧)引起的高昂状态,可以促进无关的第二个情绪(激情)。事实上,研究指出生理与心理会大幅交互影响。比方说,某项实验请一组受试者在听耳机时点头(通常代表同意的动作),请另一组受试者在听耳机时摇头(通常代表反对的动作),结果点头的受试者更同意耳机所播放的讯息。

至于「比讚」跟「比中指」这两个迥异的手势呢?比出这两个手势也会影响想法吗?为了找出答案,研究人员隐藏真实目的,反而跟受试者说他们在参与一项测试「多工处理」的实验。受试者先阅读有关虚构人物多纳德的描述,同时在动作感应器前比手势──有些是竖起中指,有些是竖起拇指。结果如同预料,比中指的受试者认为多纳德颇讨人厌,比讚的受试者认为多纳德聪明讨喜。

智人与其他生物最大的共同点在于,我们的演化是为了更妥善面对周遭环境。就此而论,行为是出于原始本能,后来才演化出凭想法影响行为的机制。从演化历程来看,无怪乎不仅想法往往影响行动,反之亦然:行为也往往影响想法。事实上,行为科学研究在上一世纪长期以来的一大重要发现是,行为对想法的影响通常大于想法对行为的影响。

许多理论都在解释行为对想法的影响,其中两个理论格外影响深远,并导向相同结论:做出符合某个想法的行为,就很容易有那个想法。

其中一个理论是由当年最赫赫有名的社会心理学家所提出,他大概是这领域最聪明的实验家。另外一个理论后来由初出茅庐的年轻研究者所提出,他挑战这位德高望重的大前辈,起初激起同行的怒火。我们在此选择採取反常的作法,颠倒时间顺序,反过来先讲那位年轻研究者的理论,而这样做的原因在于,他的理论跟我们目前的讨论息息相关,大前辈的理论则跟后面章节关係密切。

当小女孩撞到头哭了起来,父母大概会跟她提到「受伤」或「很痛」等字眼,她因此学到这些字眼代表这个感觉。她也学到其他内在感觉的意涵,例如在芭蕾表演前是「紧张」或「兴奋」,在看牙医前是「害怕」,在行为遭大人制止时是「不好意思」。换言之,我们会留意自身行为与所处环境,替特定感觉贴上标籤。

我们所说的年轻研究者贝恩(Daryl Bem)正是从这个想法与解读出发,提出「自我知觉理论」:当内在认知薄弱、模糊或欠缺,我们会根据行动与环境来解读自己的想法或偏好──正如我们也是这样解读他人。

一九五○年代,冷战最紧绷之际,不少美国人花钱在地下室或后院盖水泥避难室。这项行为理应反映屋主对核子大战的恐惧,但根据贝恩的理论,这些屋主反而因此更担惊受怕,即使他们只是受到推销或效法邻居也不例外。同理,家长要是在市面上一看到保护儿童安全的商品就买,不断监看孩子在户外玩耍时的一举一动,反而会更提心吊胆(而这行为也提高孩子的担心程度)。

这种由外部行为推估内在状态的机制,甚至适用于饥饿或爱欲等看似清楚明白的状态。你跟自己说:「我刚吃了第二个三明治,所以一定比原本想的更饿。」或是说:「我发现我一直走到她住的那条街,想说有可能巧遇,所以我大概真的爱上她了吧。」如前所述,你靠观察自身行为来解读内在状态,一如你会靠情境与行为来判断别人的内心。

这违背多数人的直觉。我们自认「就是知道」自己有多饿,正如我们自认知道自己喜欢何人,抱持何种想法,绝对不是靠推测才得知。不过,如同先前所言,贝恩加了一条但书,那就是当直接的内在资讯「薄弱、模糊与难以解读」,我们才会这般推测。他最重要的洞见在于,我们对自我的了解确实薄弱、模糊与难以解读,远超过多数人的想像。

学界不太理睬贝恩的理论,部分原因在于他与费斯廷格(Leon Festinger)先前提的理论相左。费斯廷格是他那时代最首屈一指的社会心理学家,他的理论出发点可谓截然不同:他认为我们有动力去消除行为、想法、偏好与价值观上的不一致。某程度而言,这理论是基于「认知失调」,源自合理化与自我辩护等古老概念,但费斯廷格与同仁不只是新瓶装旧酒,而是提出在社会心理学史上堪称极为有趣的一系列幽微发现,揭露「失调降低」的程序,并提出能影响他人态度的一大重要原理。

费斯廷格关注完全发生在个人脑中的认知过程,让社会心理学进入一段很不「社会」的时期,但其实失调降低与社会相当有关係。我们会帮彼此在碰到想法与行为的潜在失调时好过一点。当我们刚决定多还卡债却又冲动买下机票,朋友会说我们应该好好度假,犒赏自己;当我们说要少摄取热量,他们会说吃些高热量的甜点也没什幺大不了,毕竟不是餐餐吃;当我们没善尽职责,他们会说孰能无过。失调降低的负面后果也会发生在团体之间的冲突,以及气候变迁问题上。

许多深谙人性的智者都提出失调降低的例子,例如伊索寓言里有只狐狸认为牠搆不到的葡萄都很酸,藉此摆脱沮丧心情。一般人错过宴会之后,会说少一次暴饮暴食也好;在相亲取消(或对方约会完说「我会打给你」却始终未打)之后,会说反正本来就行不通;在为了光彩或可耻的目标吃上苦头之后,会认为这目标很有价值──愈是历尽艰辛,愈觉价值非凡。一般人也会美化自己的失败。投资失败是「很好的学习经验」。

费斯廷格最初先探讨我们熟悉的一种失调降低,在我们做完二择一之后的失调降低,例如从两个候选人、菜单上的两样食物或两个度假地点里选完之后,「选择扩散效应」会起作用,我们会更相信自己做了正确选择。

我们会更坚定地认为,虽然我们支持的政治菜鸟虽缺乏经验,但比上次支持的老手更有热情推动改革。我们点完餐之后,不去想没点的牛排会如何滋滋作响飘散香味,而是想说牛排订价太高,并进一步提醒说我们点的鲑鱼是侍者推荐的今晚新鲜渔获,甚至再跟自己说吃鲑鱼省下不少热量,所以能加点诱人的巧克力慕斯。

这里有个启示,那就是下定决心自有好处。换言之,虽然「保持选择的自由」看似不赖,也确有好处,但悬而未决是有成本的。你也许想尽量拖延职涯选择,但许多人都发现一个工作的种种优点多半在选定后才会浮现。婚前会想到种种对婚姻的可怕比喻,例如球镣与枷锁,但唯有立下婚誓之后,失调降低才会充分展现威力。

当有人行为不检或做事不当,别人会叫他们「好好看一看你自己」。这说法要有效,代表人会格外在意某种不一致:自认的道德与原则是一套,实际行为却是另一套。因此,如果希望别人行为适当,不妨提醒他要有自知之明,要留意行为透露出的形象。

一项研究锁定英国某大学咖啡间的自助投钱箱,大家能自己沖茶跟泡咖啡,加不加牛奶都行,最后自行把适当金额投入箱内(由于空间设计使然,没投钱也不容易被发现)。在茶、咖啡与牛奶的建议价格上面,研究人员贴上一条横幅,有几週是花朵图案,有几週是一双往外瞪视的眼睛,结果跟贴花朵图案的几週相比,贴眼睛图案期间的箱内金额多出三倍。

其中几位研究人员展开另一项后续研究,检视眼睛与花朵图案对乱丢垃圾的影响,结果眼睛再显神威,跟贴花朵图案相比,贴眼睛图案期间的乱丢垃圾现象锐减一半。此外,眼睛图案在咖啡间人少(亦即比较少其他「眼睛」)时格外有效。

一般人想要(其实是需要)正面看待自己,所以做出符合自尊与社会规範的行为。然而,人也会因此替不符规範的行为找藉口,现在我们就要探讨这个人性里较黑暗的部分。

我们有时会找藉口合理化自己的行为,购买不必要的东西时如此(「这个新产品会让我做事更有效率」),想吃确实不必要的食物时亦然(「今晚很特别,所以我要多吃一块派」)。

如果只是偶尔吃高热量甜点或暂时搁下繁重任务,找藉口还算无伤大雅,但谈到公民责任则非如此(「我想投票啊,但队伍排太长,而且我支持的候选人根本选不上」)。谈到损人利己的行动,我们格外有责任看清自己是否在找藉口。

值得注意的是,最好的藉口都包含部分事实。你投票与否确实几乎不可能翻转选举结果,你个人製造的碳排放对全地球而言只是九牛一毛。然而,这些说词即使都很正确,却依然是藉口,供你跟他人合理化自己的不妥行为。

明白这个难以面对的事实,有助了解藉口与邪恶之间的关连──首先要意识到明理的人绝少做出不折不扣的恶行,除非他们能成功替自身行为找到藉口。这不只适用于个人的恶行,也适用于群体的轻忽与卸责,从而导致大屠杀、奴隶制度、种族隔离制度与残酷战争,否定基本人权,抹杀人性尊严。更深的问题在于,不同于费斯廷格跟同仁对失调降低所做的实验,这类替邪恶找藉口的行为不单是出自一己之失,更是出自整个社会的携手共谋。

纳粹领袖与宣传机器鼓励一个个负责动手的加害者把行为合理化,他们宣称「死者根本活该」,坚持自身行为背后有一个崇高或必要的目标(这是替战时恶行辩解的两大常见说词)。为恶之后,加害者异口同声自称只是「听命行事」,对恶行袖手旁观的人也有类似说词:「不是我,是他们」「我无能为力,只能听令」「没人敢跟拒绝上级的要求」。这类藉口常与否认一齐出现。替奴隶制度辩护的人既坚称奴隶制度在经济上是必要之恶,又拒绝承认制度背后的深切残酷。

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,种种战事掀起争论,例如纳粹大屠杀、对轴心国城市进行轰炸并造成许多伤亡的盟军战略,还有投在广岛与长崎的两枚原子弹。纳粹大屠杀显然不只涉及数千人的兇残恶行,也涉及无数人的默默共谋──有些人是贩卖铁丝网,有些人是购买奴隶生产的商品,有些人是接受瑞士银行的赃款,甚至有些人只是跟随众人叫好,只是在担忧时保持沉默。谈到这类人类历史的黑暗章节,社会心理学的情境推力理论引起诸多道德两难。

汉娜.鄂兰提出「平凡的邪恶」论点,剖析艾希曼等高阶纳粹战犯,引发诸多争议,也许略显过头,但有一点无庸置疑,那就是大屠杀期间的多数低阶加害者在战前战后也只是一介平凡人,若非身处在特定时空背景,大概不会犯下邪恶罪行。他们自称只是听命行事,只是履行军官职责,只是受慷慨陈词的邪恶领导人蛊惑,但这些说词既是理由也是藉口。他们当中有许多是为了战争期间的罪行走上法庭,也有许多是错在轻忽而非听命,后来下场各自不同。

房间里最有智慧的人能体认到,对邪恶的合理化与不作为也是对人类的一大威胁,跟纳粹加害者的残酷行为并无二致。我们但愿读者诸君不必面对这种艰难抉择,不像纳粹德国的人民得面临考验,但我们也希望读者停下来思考,如今个人与全体能如何採取勇敢有效的方法,处理自己国家与全球各地的弊病与邪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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